找准医患关系的痛点才能“对症下药”

今年以来，恶性伤医、杀医事件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。找准医患关系的痛点才有利于“对症下药”。然而，医患关系的痛点到底在哪儿？强化安防措施确有必要，不过，我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不能仅止于此。

近日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《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（2015～2016）》显示，北京市医疗纠纷诉讼数量持续增加，7年间增长了近2.4倍，医患关系仍呈现紧张状态。这个数据从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医疗纠纷的增加，但从好的方面来理解，是否也意味着患者的维权意识提升，通过合法渠道解决医疗纠纷的意识也在提升呢？

尽管如此，各地伤医事件的报道还是连绵不绝，医生们为患者付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，但是不被患者信任，让他们感到很受伤。针对广为关注的暴力伤医事件，近期，北京市属医院开启了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强化医院安保系统，一旦患者出现语言威胁等伤医倾向，公安机关立即介入处理。这一次，我们保护医护安全终于从口号化为实际行动，值得点赞！这些措施从某种程度将会对“难缠”的患者产生震慑作用。但医患关系都维系是一个长久的事情，因此，还需从长计议。

近日，知名心血管医生胡大一透过现象，深入医患关系的背后，为我们指出医患关系的痛点和症结。

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医疗现状就是，医院仿佛是战场，看病就像是在打仗。患者抱怨医院人山人海，一号难求，好不容易见到医生，整个看病过程却只有三分钟。此外，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降低，总是怀疑医生会过度医疗。而医生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、对自己的付出难得回报也有怨言。

胡大一说，“医院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就医环境，结果变成了一个最拥挤的超市”，根源在于这几十年的医疗体制上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，国家采取的是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，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期，医患关系是非常和谐的。在此期间，打骂医生、杀医生的事情极少发生。医生的工资是固定的，而同时，医生也有社会尊严。但是近30年，国家把医院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推向了市场后，却出现了很多巨无霸医院对医疗资源的垄断。这是他亲身体会到的。

过去，虽然医疗设备简陋、医疗技术落后，药品非常匮乏，但是医疗体制的模式是最先进的。现在我们千方百计想要实施的分级医疗，那时候就已经拥有了。以北京为例，生产大队是合作医疗站，人员是赤脚医生，是经过培训的农民，就是最简单的土法子，没有放射科，也没有化验。到公社卫生院，中专毕业的居多，但是每个医院都有两名北京二医（现首都医科大学）五年制的毕业生，这是国家分去的，可以做化验、筛查、胃镜等，有的只能做胸部透射，但是拍不了片，肝功能检查只能定性，检查结果只分阴性或阳性。到了县医院，可以照X光片了，肝功能检查是定量的，而且北京的县医院有胃肠摄像机。然后北大医院、北医三院和协和医院，每个医院包一到两个县。地方有重大手术做不了的，大医院去人做。整个医疗服务体系，从人员到设备，分级医疗合理。设备配置清晰，人员分配也清晰。回忆起当时当医生的情景，觉得很有幸福感。

那个时候，北医建立了农村医疗系，三年制，大专，会看病、会做手术，不用写论文。北大医院当时还有群防群治科，这个科室都是50多岁的护士，在一线跑不动了，就去上夜校，培养她们当医师，又叫做“护医班”。学完之后，她们骑着自行车到居委会，给老太太量血压，建立家庭病房，让病人长期保持稳定，不要住院。

那时，医生们还去各个厂子，为工人做高血压的防控，培养那些高小、初中水平的年轻工人，教他们量血压，告诉他们血压的标准。每天早上打好开水，弄温了，给患高血压的老师傅倒好水，看着他们吃药，觉得很有成就感。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什么药，但是医患之间非常和谐。病人感激都感激不过来，哪儿会有医患矛盾啊！

而现在，医疗的三个不能变的基本属性都变了：一是医疗的价值体系，患者健康至上的价值观已经扭曲了；第二，医学的目的，以预防为主变为以治疗为主；第三，医学的社会责任变了。医疗是为了让人人能看得起病，实现公平可及。而我们恰恰在根本上变了。

现在，医疗服务变成完全的商业模式后，科主任、医生，都要紧紧抓住创收。整个医疗体制只有技术，没有服务，除了过度医疗，医生不可能再去帮助病人做行为的改变——去告诉别人怎么戒烟、怎么运动，因为这些服务是没有费用的。在这种大的情势下，医院被体制绑架，医生被医院绑架，医患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。

所以，在这种体制下，我们更应该深层思考，不是医生不好，而是在这种体制下，医生只能这样。所有的医院不得不在这种体制上狂奔，所有的医生都是一个受害者或者牺牲品。假如我们总是仅仅从医生的角度看问题，只能变成就事论事，或者感情用事。而医生也应该站出来，反思体制的弊端，是这种体制的绑架把医生妖魔化了。

胡大一说，在医患关系中，医生还是占主导性的。医生的技能越来越高超，但是，也不应忘记人文和临床基本功。患者是衣食父母，医生所有的价值感都体现在为病人的服务中，所以，要与病人充分讨论商量，要尊重患者，给他选择的余地，听取他对效果的预期。另外，随访患者必须要成为医生的职业习惯，因为看病是一个过程，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一次看好病。医生做好随诊，适度提醒患者，才能有好的医患关系。虽然在这个大环境下，很多医生都是有心无力，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服务，使自己的患者不被过度医疗，这就是非常大的幸福感。在学术圈、医疗界，需要有定力、有耐力去坚守。

对待医患关系，我们不能将个别人的例子当作整个医患群体来理解。医患双方的关系向来没有根本的冲突。患者要求解决疾苦，要寻找医生、相信医生，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。医患关系问题最终需要医疗卫生改革从顶层设计上去解决。如果不改体制，医生永远难以真正下沉到基层。如果不改体制，医生可以去讲人文，但在实际中却难以真正做到。